【代號名稱】“格魯吉亞修道院”行動
【英文名稱】Operation Georgian monastery
【發起者】納粹德國
【行動時間】1943年
【目的】秘密監視梵蒂岡和德國各主教之間的聯係
【背景】
二戰時期的梵蒂岡一直給人以神秘感，它跟納粹德國的關係也飽受爭議。英國國家檔案館公布了一份英國軍情五處的秘密檔案，這些材料顯示，德國曾派出納粹間諜偽裝成修道士滲透到梵蒂岡，結果由於間諜們對女人比對修行生活更感興趣，他們的身份很快暴露了。
梵蒂岡自1929年建國之初，就宣布自己是中立國家。1937年，羅馬教皇庇護11世公開譴責納粹主義，德國所有天主教會的講壇都宣讀了這份教皇通諭，這被視為第一個官方反納粹宣言。希特勒為此勃然大怒，納粹也招募線人，廣泛搜集有關教會財政狀況的情報，連主教、神父和普通天主教徒的政治觀點和活動也在其調查範圍之內。
羅馬教皇庇護11世
1939年3月，新任教皇庇護12世即位後，梵蒂岡極力避免卷入一場即將爆發的世界大戰。但納粹對羅馬教廷的防備沒有改變。
納粹德國主要對教會活動的兩個方麵感興趣。梵蒂岡明顯對共產主義懷有敵意，教皇對蘇聯的敵視也是有目共睹：在蘇芬戰爭期間，庇護12世譴責蘇聯進攻芬蘭；1941年，教皇重申通諭，禁止天主教徒幫助共產主義者，也不允許教徒向蘇聯提供軍事援助。
希特勒與庇護12世
然而，希特勒卻無法擺脫一個不合邏輯的念頭，即梵蒂岡和蘇聯將會結盟。因此，當1942年庇護12世讓兩名天主教高級神職教士前去學習俄語時，柏林開始不安和焦慮。此外，納粹領導人如馬丁·鮑曼和海德裏希對所謂的“政治天主教”極為關注。納粹高層確信，教會試圖在德國建立除納粹黨之外的第二大政治力量，於是他們秘密監視梵蒂岡和德國各主教之間的聯係。
因此，盡管後來庇護12世一直被批評在拯救猶太人方麵做得太少，還有人表示，梵蒂岡和柏林甚至有一種默認的同盟關係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：納粹不僅不信任梵蒂岡，還派出大批冒牌神父，前去窺探梵蒂岡是否有針對納粹德國的密謀。英國軍情五處最新的解密文件證明了這一點。
這份解密文件顯示，納粹為了刺探情報，讓間諜們假扮成修道士潛伏在梵蒂岡。這一方案由生活在羅馬的一個反共納粹同情者——邁克爾·凱迪亞想出，該方案被稱為“格魯吉亞修道院”行動。
凱迪亞的這個想法迅速被柏林的納粹官員認可。
令德國人沒想到的是，英國情報部門對凱迪亞的來曆一清二楚。
歐美主流媒體對教皇的反納粹立場多有褒揚
【行動經過】
1943年秋季，由於盟軍進展神速，羅馬即將解放，德國人不得不準備撤出羅馬，“格魯吉亞修道院”行動的步伐也加快了。此時，英國軍情五處得到了以意大利警察身份作掩護的線人朱塞佩·多西的告密，他在報告中寫道：“（納粹的）陰謀是利用羅馬那幢擁有外交豁免權的梵蒂岡建築物”，“該計劃（包括）在羅馬建立一所受梵蒂岡保護的格魯吉亞修道院，然後讓間諜們混在修道士中，並同德國情報部門保持聯係”。多西的報告還進一步指出，修道院內的兩間房屋“專門用於存放發報機、電池和其他秘密材料”。
柏林方麵認為，在修道院中偽裝成修道士和神父堪稱最完美的掩護。隨後，納粹出資、凱迪亞出麵，在聖伯多祿大殿以北的羅馬蒙特維多區購買了一幢建築物，改造成修道院。6個德國間諜偽裝成修道士和神學院學生潛伏於這個修道院。
然而，事件的進展完全不像納粹預期的那樣，這些間諜不久便引起了梵蒂岡官方的懷疑，原因是這些人不僅對天主教教義缺乏了解，還對女人特別感興趣。
後來，梵蒂岡方麵給德國駐教廷大使寫了一封信，稱已知曉納粹這一行動的基本情況，並對其表示“譴責”。“格魯吉亞修道院”行動被迫中止。
【後續】
據相關報導，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，德國人對梵蒂岡這個基督教世界中心有一點認識很清楚：它流言盛行，謠傳肆虐。德國駐梵蒂岡大使恩斯特·馮·魏茨澤克1943年向柏林的外交部報告說：“我們不要那些不可靠的流言蜚語，我們要的是確切的、事關重要的消息。”
魏茨澤克負責控製當地的間諜網絡，他手下的間諜們負責監視盟國大使們的行動、竊聽電話、監聽梵蒂岡無線電廣播和攔截電報。
【關聯性】
“格魯吉亞修道院”行動屬於特種情報行動，它隻是納粹眾多秘密行動中的一個。
此類軍事行動浩如煙海，“曆史脈動”發不過的、以及尚未發布的有很多：
“喜鵲”行動：撒出去希望的種子，收獲到尷尬的恥辱；
“野風信子”行動：美國之所以失敗，這種幼稚的做法功不可沒；
“金唇”行動：無與倫比藝術美感後麵的神奇禮物；
“北極圈”行動：一場遊戲一場夢的魔幻世界，等等。
以“修道院”為代號的，在“曆史脈動”不久前剛剛發出過一個——“修道院”行動：對於戰爭別太當真，因為它很大程度上就是遊戲。
【影響】
教會史專家羅伯特·格雷厄姆表示，庇護12世模糊地知道正在發生著什麽。不過，為了同德國人抗衡，教皇更多地依靠他周圍人的忠誠，而不是采取反間諜行動。魏茨澤克曾在報告上注解說，教皇的親信保守著他們的秘密，“一絲不苟地進行著工作，因為信仰在支撐著他們。”
另外，不少於5家納粹情報處在羅馬活動，他們提供的情報經常互相矛盾。因此，德國人幾乎得不到教廷的核心機密。
【評論】
曆史上因為宗教發生的戰爭，是戰爭起因的很大一部分，尤其是歐洲的基督教、天主教及西亞的伊斯蘭教之間。這點雖然令愛好和平的人們憎惡，但鑒於這些宗教的擴張性特性，本不足為奇。然而，對與己無關的他國戰爭公然發出自己的觀點，這就有些過分——既然歐洲國家的政治已經是世俗化的了，宗教就該遠離政治，更不應該主動介入，無論是非對錯，雖然對於梵蒂岡這個政教合一的極為特殊的例子有些例外。因此，也難怪納粹對教皇采取這樣一種措施。
格雷厄姆在他跟人合著的著作《不畏神聖：1939-1945年納粹德國針對梵蒂岡的間諜活動》中稱，雖然納粹在羅馬的滲透沒有成效，但德國人的密碼破譯工作非常成功。
納粹係統性地攔截、破譯和讀取了教皇同他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之間的秘密通信，成功破譯羅馬同教廷駐柏林公使愷撒·奧森尼戈大主教之間的通訊密碼就是一例。
【相關資料】
羅馬教皇與納粹的關係比較耐人尋味，也具有一定的曆史探究價值——天主教與世俗政治的關係。2015年9月基礎圖書公司出版了一本名叫《教廷諜影：教皇對希特勒的秘密戰爭》的著作，恰恰反映的就是曆史的這個詭異脈動。此書384頁。
《教廷諜影：教皇對希特勒的秘密戰爭》封麵
根據此書的研究，已故羅馬教皇庇護12世是個充滿矛盾的角色，在對待納粹主義的態度上也如此。與部分人認為的、在二戰期間無所作為甚至偏袒德國不同，這位擁有成熟政治手腕的宗教領袖，一度對納粹勢力的擴張口誅筆伐，隨後卻基於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陷入了沉默。
近日，長期研究二戰及梵蒂岡對外政策的美國曆史學者馬克·雷布林，在其新著中揭示了庇護12世在位期間的種種真相與謬見，讓其“政治家教皇”的形象更趨立體化。
1939年3月12日，是羅馬教皇庇護12世（原名尤金尼奧·瑪利亞·朱塞佩·喬瓦尼·帕切利）加冕的日子。中午時分，一名執事來到他身旁，將形狀猶如蜂窩、飾有珠寶的皇冠戴在新任教皇頭上，道：“請接受這三重冕，你是萬王之父，是世界的統治者。”
然而，儀式結束後，一名德國派駐梵蒂岡的外交官卻在私人筆記中寫下了這麽一句話：“非常感人和美麗，但以後大概不會再有了。”
庇護12世加冕的同一天，在納粹德國首都柏林，阿道夫·希特勒正在檢閱磨刀霍霍的士兵，並向戰爭紀念碑獻花。隨後，他便下令德軍出兵占領捷克斯洛伐克。
庇護12世
3天後，布拉格街頭已遍布代表納粹的卐字旗，希特勒與數百名黨衛軍軍官，趾高氣揚地乘車駛過市中心的主要街道。教廷駐捷克人員急電通知梵蒂岡：所有口頭或書麵反對“第三帝國”及其領袖的人都可能被捕，487名當地耶穌會成員失去了人身自由。
德國兵不血刃地吞並捷克斯洛伐克，將歐洲帶向全麵危機。此前不久，希特勒還在慕尼黑會議上發誓尊重捷克領土的完整，英國首相張伯倫也為“我們時代的和平”背書。最終，德國人的出爾反爾令一切成為泡影。很快，波蘭也開始動員預備役人員。3月18日，身在華沙的一名梵蒂岡使節匯報說：德國和波蘭處於緊張狀態，形勢變得“極為嚴重”。
正如美國曆史學家馬克·雷布林在其新著《教廷諜影：教皇對希特勒的秘密戰爭》中所言，10個世紀以來，沒有哪一位教皇像庇護12世一樣，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登基。彼時，德國勞工陣線（一個附屬於納粹黨的組織）領袖羅伯特·萊伊誇口說：“教皇選舉也要在納粹標誌的影子下進行。他們必須尋找一個與希特勒合作的人，其他什麽都別提。”
雷布林寫道，政治危機造就了一位政治教皇。眼見風暴迅速在歐洲積聚，梵蒂岡的紅衣主教們以驚人的效率召開閉門會議，選出了最有能力的人執掌教廷。登基前，庇護12世長期在教廷外事部門任職，處事老練，見識豐富。他曾騎馬與普魯士將軍打獵，在晚宴上冷靜麵對國王們的咆哮責罵；以紅衣主教身份，他不但積極與友好國家結盟，在敵對國家也有眾多擁護者。簡而言之，庇護12世與所有國家都有交情，但他從未向任何人卑躬屈膝。
事實上，庇護12世的血液中早就流淌著政治元素。他的祖父曾在教皇國的內政部主事，他本人接過大權後，視政治為另一種宗教。有趣的是，還被人稱作帕切利主教時，他就開始展露出各種相互矛盾的特質：他走遍世界，懂得多門語言，卻是個“宅男”，跟母親一起生活到41歲；他喜歡跟孩子們在一起，不畏懼跟獨裁者對質，在主教和牧師麵前反而顯得羞怯；他過著地球上曝光率最高的生活，被萬千追隨者熟悉，但他最好的朋友是一隻金翅雀；他對陌生人敞開心扉，在朋友麵前則常常陷入深思。對一些人來說，教皇“不是個有衝動、有感情、有激情的人”，但也有人看到他為猶太人的命運而悲傷。還有觀察家評論說，他“可憐而又可怕”、“專橫而又脆弱”。總之，庇護12世的一半似乎一直在對抗著另一半。
無論如何，整個二戰期間，庇護12世的目光從未遠離政治。一位駐羅馬的美國情報官員曾注意到他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國際局勢，同時密切監督著梵蒂岡外交係統的各個角落。書寫教皇手諭之餘，他還評估過核武器可能的戰略影響，認為它是一種“有效的防衛手段”。
當時，有不少人反對這位教皇關心世俗的權力，認為他花在政治上的精力太多了些，因為“教會的本質作用是拯救靈魂”。但曆史經驗表明，精神的作用與世俗的作用無法彼此隔絕，國家機器的力量時刻影響著教廷的行為和主張。結果，每一位教皇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一名政治家。誠然，在理想狀態下，教皇的精神作用不會與他的政治作用衝突。但如果真的發生衝突，哪個優先？對庇護12世來說，因為身處最血腥的歲月，做選擇的難度尤其大。
1939年9月1日清晨6點，庇護12世被鈴聲喚醒。電話那頭，一名紅衣主教用顫抖的聲音轉述了來自教廷駐柏林大使的情報：“15分鍾前，德軍已進入波蘭。”
教皇最開始顯得很鎮定，照常做完了日常活動。然而，根據一位修女的回憶，吃早餐時，他突然變得惴惴不安起來，從此開始節衣縮食，直至戰爭結束。
在馬克·雷布林筆下，庇護12世身高1.8米有餘，體重卻僅有57公斤，原因就在於“道德和政治的負擔太重”，讓他的神經總是繃得太緊。教皇的辛勞被其副手多米尼克·塔爾蒂尼看在眼裏，後者曾說：“這個人（庇護12世），由於天性、教育和信念，本性是十分熱愛和平的，但他同樣可以被稱為"戰爭教皇"。”
梵蒂岡總試圖在戰亂肆虐期間表現出中立，因為對教廷來說，偏袒參與戰爭的任何一方，都有可能使部分信徒背叛自己的國家或信仰。真正的問題出在波蘭的地位——幾個世紀以來，它是天主教在信新教的普魯士和信東正教的俄羅斯間的堡壘。於是人們看到，庇護12世承認波蘭流亡政府，不承認納粹保護國。換句話說，“中立”隻是官方辭令，不代表他真正的立場。事實上，華沙淪陷時，教皇曾私下吐露：“你知道我同情哪邊，但我不能明說。”
庇護12世也是《時代》周刊的封麵人物
隨著來自波蘭的可怕消息持續擴散，初出茅廬的庇護12世意識到，自己非得出麵發聲不可。
10月，教廷接到報告說，波蘭猶太人已成為入侵者的迫害對象，如此下去會有種族滅絕的危險。當月20日，庇護12世便發布了題為“黑暗籠罩世界”的聲明，明確批評了納粹對猶太人的攻擊，稱這種行為是“不合法、不被許可的”。他強調了人類的團結，這種團結不允許種族主義；此外，天主教會的精神、教義也強調，不存在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別。
世界輿論一時間為教皇的堅定態度所吸引。《紐約時報》的頭版大標題說：“教皇譴責獨裁者、協議違反者和種族主義者。”一家由猶太人管理的電訊社也跟風評論道，庇護12世對極權主義者、種族主義者的無情譴責引起了震動——盡管人們普遍相信教皇完全應該就數十、上百萬人的命運起伏表態，但在此之前，少有觀察家認為他會發布如此坦率的聲明。
對庇護12世來說，他在76年前發出了勇敢的誓言。但此後的曆史發展證明，這一切終將會被認為是徒勞無功的。更讓人詫異的是，直到1945年，他再也沒有在公開場合第二次提到“猶太人”一詞。縱使戰爭期間，同盟國的新聞通訊機構仍然讚賞他是一位反納粹鬥士，他的沉默卻給天主教與猶太教的關係造成了深遠影響，其真實意圖至今無法得到解讀。
隨著時間推移，越來越多未曾經曆過戰爭的年輕人開始指責庇護12世的沉默。眼前滿是骨瘦如柴的屍體；婦女和兒童被迫相互殘殺；成百上千萬無辜的市民被囚禁起來，像牲口一樣被屠戮，像垃圾一樣被焚燒……針對這一切，庇護12世原本被認為應該持續發出譴責之聲，可事實上，在史上最大的人道危機中，這位重要的道德領袖卻表現得有些迷茫。
《教廷諜影》一書堅持主張，羅馬教廷對納粹主義的抗爭並不僅僅表現在言語上，換言之，教皇不是單純靠語言來主持公道的。1939年10月20日那天，當庇護12世把自己的名字簽在通諭上時，他就陷入了另一場關於自我名譽的戰爭。後世的一些人無法理解他為何對納粹如此痛恨，後來卻又陷入沉默，似乎毫無作為。但很顯然，一旦有朝一日，他在幕後的秘密行動被一點點揭開，再聯係到他所有的公開言論，全部的相互關係是終歸會顯現出來的。
【代號說明】
“格魯吉亞修道院”是一個比較無聊的代號，因為行動的最初創意來源於邁克爾·凱迪亞，一個生活在羅馬的格魯吉亞反共納粹同情者想出，因此該方案被稱為“格魯吉亞修道院”行動。
可以看出，這個代號僅僅為了順理成章，但絲毫沒有顧忌行動的保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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